作为更加直接的具有宪法制度蕴含的立法依据，宪法规范的政治性、法律性、最高性、原则性之间的平衡和实质内涵非常有必要精准把握。

因此，在个人选择之外，对在胚胎上进行的基因组的干预，应具有集体利益的考虑范围。诚然，人生如同一场竞赛，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倡的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Faster, Higher, Stronger, Together）格言一样，每个人都渴望变得更好，那么以科学的方式来实现人类的改进或提升是否是正当的呢？回顾过往历史，史前文明对永生的追求，启蒙时期对人性的倡导，科幻小说中对技术改变人类状况的构想，均可被视作迈向超人（Ubermensch）思想的萌芽。

表面上看，人类增强技术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对完美健康的诉求，摆脱疾病、衰老与死亡。这也是为什么上述超人类主义促进平等的观点饱受以福山和桑德尔为代表的学者批判，这些批判观点逐渐形成生物保守主义对超人类主义的批评。但从实践中观察，完美健康仅仅是一种主观的期待，忽略了技术发展可能造成的权利不平等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尊严之减损。立法者需要正视公民健康促进需要，协调法律安定与社会演进的诉求。[51]对于确定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行使这一选择，并没有一般的标准。

有学者认为，客观法的再主观化在我国法律中也存在。也可能是医疗秩序，例如贺建奎案中基因编辑婴儿行为某种程度上被认定为非法行医罪。[25]由于所进行的检索是有限检索，实际上制定了此类地方性法规的省、自治区有可能更多。

二者的规范依据出现在同一个条款中，甚至可以说是前后相随。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每年均收到7000多件调卷令申诉，而该法院仅选择其中区区70~90件[34]开庭审理，[35]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下级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与其分享合宪性审查权。[48]邢斌文博士认为，原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审议法律草案的过程即存在事前的合宪性控制机制。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行政区划简册·2018》，中国社会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15]根据《立法法》第72条第2款的规定，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在适当性方面接受事后型审查，具体而言，省、自治区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作为事前型审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有助于实现经常性的宪法监督，而且它也有助于预防不合宪的地方性法规进一步产生不合宪的下级立法和行政行为。

[33]譬如，在美国最近影响较大的蛋糕店案中，科罗拉多上诉法院（州法院）不仅审查了《科罗拉多反歧视法》（Anti-Discrimination Act of Colorado）是否符合《科罗拉多宪法》第2条的第4款（宗教自由条款）和第10款（言论和出版自由条款），而且审查了这部州法律是否符合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宗教自由条款和言论自由条款。因此，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同样享有职权保证宪法在其行政区域的遵守和执行。在这一阶段，社会各界提出的合宪性审查动议有可能通过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其他参与机制得以反映。从狭义上说，宪法解释仅是指专门解释。

[41]［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去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1]若无特别说明，本文对于我国现行宪法条文及其条款数的引用均根据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宪法修正案》修正的宪法修正文本，以2018年《宪法修正案》为准。或许可以说，第99条第1款在一般意义上增强了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合宪性审查的宪法依据。因循这一逻辑推导，我国在中央和地方层次推进合宪性审查的顺序总体上应当是中央先行而非地方先试。

作为这一类合宪性审查的制裁措施，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不予批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基本上缺乏可以确证的实例。[50]综上，作为事前型审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嵌入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过程中，成为该过程的一个必要环节和关键步骤。

1.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适当性审查 相对合宪性审查，合法性审查、适当性审查作为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监督制度明显更受关注。感谢陈雄、王错、杨道现、范继增、柴华、田伟、孔德王、王珂、李帆、刘旭、李龙等师友以及《人大法律评论》匿名评审人提出的意见。

当然，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作为分散式审查也有其局限。从该条款的前后文来看，这里的合法性应该是在广义上使用的，包括合宪性。[30]4个直辖市均不辖设区的市，所以，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自然无从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譬如，法国的合宪性审查就包括宪法委员会对部分中央立法的事前型审查。宪法委员会对其合宪性作出决定。其四，即便存在合宪性问题，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也可以通过名义上的适当性审查予以纠正。

在每年向其提起的4000~5000件宪法诉愿中，只有大约2%会被受理。季卫东教授将前一种模式称为分散型（非集中型）宪法审判模式，将后者称为集中型宪法审判模式。

[26]诚然，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与本级政府规章的关系类似全国人大常委会与行政法规的关系。[22]他甚至曾在1983年4月提出：所有违宪都提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来管，怎么管得了？……有些违宪行为，县、省可以处理，只有重大的违宪行为，由全国人大处理。

[16]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页。[17]需要说明的是，附带的宪法解释与合宪性审查依然存在区别，二者不宜混同。

然而，这一类合宪性审查并不理想，鲜有实例。当然，相对于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不予批准的决定，委员长会议不列入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决定所产生的影响较小，仅限于地方人大系统内部。[47]李林、翟国强：《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因此，这一条款可以为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合宪性审查提供比较明确的规范依据。

可以说，这一类合宪性审查的践行情况并不理想。其三，不足以让社会各界切实感知和体认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推进的实效。

这一类合宪性审查的直接规范依据包括《宪法》第100条第2款、《立法法》第72条第2款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第7条第2款。[52]田伟：《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规范合宪性审查的程序类型》，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而这里的分散和集中主要是指纵向维度的分散和集中。[54]事前型审查必须考虑地方性法规的整个文本而非个别条文是否与《宪法》相抵触，严格地说，这一工作需要字斟句酌、条分缕析。

[47]笔者认为，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于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批即为事前预防和监督的典型制度。另一方面则与宪法解释存在牵扯，有必要予以厘清。[27]这一法解释规则可以追溯至古罗马，其意为：法律表述或者列入某一事项就意味着排除其他事项或者备选项。这里的宪法监督权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合宪性审查权。

20年以来，鲜有学者就此提出不同的见解。第二，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应该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在现阶段重点审查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与相对具体的宪法规则或者国家机构条款是否冲突，如此可以暂时控制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难度。

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秩序是我国法制统一的基础。严格地说，这些规范依据本身也可能存在合宪性问题。

不仅如此，即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已然得以充分开展，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合宪性审查依然存在一定的制度成本。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